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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雪妮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近些年来，以长安为题材的影视剧流行，带动了国人对长安的都城想象。作为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对长安的书写和想象素来是文人笔下的象征符号。从东亚都城时代到“后长安时代”，日本人又是如何书写和想象长安的呢？在世界文学史上，并非任何一座城市都能成为文学家反复描述与表现的样本，历史、地理和*治因素对于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陈平原曾在《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序言中说：“漫长的中国史上，曾做过都城的城市很多；但同为都城，持续时间及重要性相差甚远。其中至关重要的，按历史顺序，是西安、洛阳、南京……而‘重中之重’，毫无疑问，前期是西安，后期是北京。这就很容易理解，我们之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为何首选这两座城市。”长安作为古代东亚世界的中心，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都城空间、文化习俗、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单就日本古代文学而言，其发轫的机缘，无疑与遣唐使在长安的生活学习密切相关。长安作为一种古典都城的典范，以遣唐使为媒介在源头上与日本文学发生了复杂而生动的联系。长安又始终是日本文人最熟悉的异域都城，成为日本早期海外题材文学的重要舞台。长安与日本文学凡此种种的关联，留给我们许多重大且亟须思索的课题。古代日本人对长安的表述，与日本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生成密切相关，同时又无法脱离古代东亚*治变动及华夷思想体系变迁的影响。日本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其“想象的共同体”开始形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虽然是在近现代意义上讨论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古代日本同样适用，即“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进行的，而且其想象的过程也并不缺乏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古代日本贵族群体通过阅读中国文献典籍，思考日本的国*、国体，乃至利用汉文编纂日本的国史。可以说，古代日本的自我认识与审视来自对中国的观察和接受，贵族文人们争相学习汉诗以显示学识修养，并大量模仿中国诗歌来歌颂日本都城。这正如中西进通过考察《万叶集》和歌与藤原京、平城京的关系，指出“万叶歌人对于日本自国都城的夸耀，与日本大化革新后上扬的国家意识不可分离”一样，古代东亚各国都城的营造思想中，都蕴含着浓厚的王权思想，文人对国都的自夸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学活动，而是出于一种*治的、外交的需要。
《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郭雪妮著
九色鹿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8月版
「“中世长安”：华夷秩序下的焦虑想象」从这种意义上看，长安并非一座普通的都城，作为唐的国都，长安城的营造思想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密切结合，蕴含着深厚的王权思想和华夷意识。这种情况下，肩负外交使命的遣唐使对象征唐朝王权的长安的表述，不能不说是相当谨慎的。虽然他们在长安见证了当时东亚中心的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也吸收了长安文人自夸国都的诗歌形式和内容，但他们接受的态度却是将夸耀的对象更换为日本的都城，奈良官僚文人藤原宇合的诗文就是最好的例证。换言之，长安作为遣唐使憧憬、向往的圣地，是大量遣唐使文人居住、学习、交游过的异国都城，却没有成为奈良、平安文人赞颂的对象，首先就在于都城是表现“中华思想”和“华夷秩序”的舞台这一观念为东亚各国所共有。日本民族意识的确立，是在唐朝华夷思想体系之内完成的。早在八世纪初，日本自视为唐的诸蕃国之一这种事唐为大、尊唐为上的事大主义立场，作为一种传统开始出现。日本建立律令制国家不久，从唐归国的遣隋留学生们，归朝报告中如此上奏：“其大唐国者法式备之珍国也，常须达。”正是这一报告奠定了日本对唐外交的基调，这也是日本对唐尊崇、事大态度生成的根基。《日本书纪》中记载隋为“大国”，《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载隋使和大王相见，大王自称“我夷人”、“冀闻大国维新之化”之类体现倭国卑下态度的用语并不少见，而对于唐朝客使，日本至少能体面地维持一种中央*府的态度，但是某种程度上看，那种“事大主义”的心理却并未改观。日本史料所传递的“日本=诸蕃·朝贡国”的观念，以及遣唐使诗文“我是东蕃客，怀恩入圣唐”等，均可见遣唐使对于“东蕃客”身份的自觉。理论上说，日本派遣了十多次遣唐使，每次都有好几百名留学生、留学僧，其中以诗文才能见长的使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入唐使者粟田真人、山上忆良、藤原宇合、多治比广成、菅原清公、上毛野颖人、朝野鹿取、藤原常嗣、菅原善主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丹福成、橘逸势等，另有留学僧智藏、弁正、道慈、空海、圆仁、圆珍等，遗憾的是，在他们留存下来的微乎其微的诗文中，正面描述长安印象的寥若晨星。究其原因，就在于八、九世纪这一时期遣唐使与长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固定的联系，时间、空间的差异不那么明显，兼之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与认同，文化、心理差异也不明显，因而造成文学想象和虚构的缺失，以至于很难为日本提供一个精确的关于长安的公共想象。至九世纪初编纂的“敕撰三集”，日本文人开始以汉长安城作为诗歌背景，用中国诗文特有的修辞习惯，将都城隐入诗歌背后，而拒绝对其进行任何的正面描写。这一情况几乎可以扩大并适用于古代日本想象中国的所有艺术领域——绘卷、屏风、建筑、器物等关于中国的描述，都不同程度地以可视的形象满足了古代日本人关于中国的想象，但这些想象无一不在谨慎地拒绝着中日之间文化等级方面的权力关系——“汉文化中心主义”带来的强大吸引力。这导致了古代日本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包含着一种焦虑：渴望中国文化的滋养，但又想摆脱中国的影响，迅速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华夷秩序中获得一种“小中华”的认可。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用“长安”典故创作汉诗，毋宁说他们试图在书写中获得一种假想的文化身份，而这一身份的获取，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移植长安的物质场景和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他们通过营造“小长安”——平安京实现了。
影视剧中的长安景象
一个指导性的前提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样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取决于是“谁”在看、在描述。这种情况下，留存下来的圆仁日记对长安的个体性体验就具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长安叙事至“会昌废佛”达到高潮，首先是由圆仁的僧侣身份决定的。一个外国僧侣在长安遭遇废佛事件，在性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冷静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圆仁以体验者、受害者的视角描述了一座血雨腥风的长安城，并且制造了一个“暴虐皇帝”的形象，其“受迫害”的经验为九世纪的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对可靠的、想象长安的范本。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东亚，随着唐朝、渤海、新罗的依次灭亡，形成一种新的*治格局。这时日本不接受唐朝的册封，试图以平等姿态展开与唐外交的心态开始出现。伴随“日本中心主义”外交意识的上扬，将日本与其之外的国家明确区别开来的自国意识逐步确立，关于异国形象的描述也开始在日本史书中出现。如《三代实录》卷二一贞观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条：“是日，京邑咳逆病发，死亡者众。人间言，渤海客来，异土*气之令然焉。是日，大祓于建礼门前。”将京邑流行瘟疫之因，尽归罪于渤海客使。受这种“日本中心主义”外交观的支配，中国不再是优于日本的“大国”，而是与渤海、新罗等“蕃国”同等的“异国”之一。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具有同等地位甚至优越于中国的认识开始盛行，中国人慕日本“德化”之风渡海赴日的记录逐渐增多。日本在确立“日本中心主义”、“东夷小帝国”的自我精神形成时期，作为文化他者的唐都长安在被憧憬、向往的同时，也出现了被排斥、被丑化的问题。《今昔物语集》所收圆仁说话中，虚构了一座阴森恐怖的“绞缬城”，这里专用人血染布，但凡被囚禁者绝无生还的可能。《今昔物语集》以圆仁日记中的长安城为原型，却将长安进一步妖魔化为“*城”，加剧了遣唐使在唐都受迫害的想象。这种想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日本文学施以影响，并如何在广义上充当一种证据或神话？对大江匡房说话集《江谈抄》来说，长安就是这样一种被延续解释的神话，这是读《江谈抄》中收录的吉备真备说话最深刻的直觉之一。遣唐使阿倍仲麻吕被唐人囚禁于长安高楼饿死，变成厉*后帮助吉备真备抵抗唐人的迫害，这种同样表现遣唐使在长安遭受迫害的主题，经院*时期后白河院的绘卷制作，以及江户时期默阿弥的能剧实验，几乎成了一个神话。这再次为我们证明了所谓的想象物是一个充满了互文性的场所，尽管它对异国的表现是片面的、主观的、零碎的、抽象的，但因为它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成为一种象征性交流的工具，成为一种被程序化的文化描述，所以即使如大江匡房这样缺乏实际的长安体验的文人，也可以通过文献及观念史中的描述来构筑他自己对长安城的概念。
《今昔物语集》
「“长安幻象”：古代日本人对长安的地理认识」古代日本人对于长安的地理认识究竟如何？或者说，古代日本人通过经验、文献累积的对于长安的知识如何？不可否认，异国空间常常处于一种被神话化的过程中，在一个文学或文化形象里，空间并非连续的、一致的、真实的，但异国空间似乎更加青睐“不平衡性”，它往往集中抬高表现某些景观，又经常孤立、否定甚至谴责某些地点，而透过对其“重视”或“沉默”的空间景观的分析，能够复制出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之间的精神联系。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文学对长安空间的表现，几乎都集中于城郭之内。更具体地说，唐皇帝所居住及理朝的皇城、宫城，尤其是接待遣唐使的礼仪空间被高度重视，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意义，而对王权之外的市井、民间景观则鲜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