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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
诗经小雅《彤弓之什·六月》第五章，大意是：
我们兵车很安全，前后高低都稳健。四匹雄马步强健，雄壮齐整性驯良。讨伐玁狁到战场，进*直到大原上。文武双全尹吉甫，万国效法好榜样。
《毛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笺》：“《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
朱熹《诗集传》：“赋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于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作《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乃幕宾之颂主将，自当以吉甫作主，宣王则不过追述之而已。”“《六月》，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归宴私第也。”
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一首记述和赞美周宣王时期尹吉甫北伐玁狁取得胜利的诗歌，大略不差。
其中，朱熹提到了《司马法》，这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一部*事著作。
商周秦汉的大司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防部长，司马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国防部颁发的作战条例，而姜太公曾担任周文王的大司马，故有周之司马法出自姜太公之说。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又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
唐朝李靖曾言：“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以此推之，编写《司马法》的那位司马就是姜太公。但是古《司马法》早已亡佚，到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后来大部分遗失了，到唐代仅剩数十篇。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司马法》来自宋本，仅剩残章五篇。
《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讲*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在《司马法》“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战争观念下，体现出上古时期的战争的正义性和法令法度，比如“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战之可也”。
《司马法》从仁本观念出发，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思想，这一方面是对穷兵黩武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司马法》不是简单地反对战争或者赞同战争，而保持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冬两季兴兵，“冬夏不兴师”，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依然保持了西周时期的古风“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不曾想王霸时代早已捅穿了战争的底线，战争的目的也早已突破了人类贪婪和恐惧的阀值，直逼土地、财产和生命。乱世中的万邦也早已不再以“讨不义”、“诛有罪”为“宪”了。
从那时候起，战争就成为新*权的必杀技。
《小雅·六月》中有诗句“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朱熹《诗集传》和方玉润《诗经原始》中也都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人物。
尹吉甫（公元前—公元前），西周时期尹国人，*帝之后伯儵族裔，尹国的国君，字吉父，又作吉甫，兮氏，名甲，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甫。
尹吉甫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也是尹姓和吉姓共同的太始祖。尹吉甫是西周时期著名的贤相，曾辅佐周王朝三代天子，深受周王室的倚重，作为周宣王的太师，是宣王中兴的重臣。因为还是流传后世的《诗经》的总编篡者，所以又被尊称为中华诗祖。
据载诗经大雅中的《烝民》和《江汉》等诗都是尹吉甫所作。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至今，尹吉甫增城筑台、抵御猃狁之事在平遥一带世代流传。
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将尹吉甫奉为“平遥建城之祖”。据说，尹吉甫出征时驻扎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尹村，而回师时驻扎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尹回村，两村之间相距约十公里。后世的平遥人为了纪念尹吉甫的造城之功，修建了尹吉甫庙、尹吉甫衣冠冢，用于后人凭吊。并且将东门城墙上的大平台称为“尹吉甫点将台”。还有一处古书院，被命名为“卿士书院”，卿士，即尹吉甫也。
尹吉甫还与长安的一个古镇有很深的渊源，说它是古镇是因为历史悠久，却决然没有了古镇的风貌。郭杜镇，地处长安区正西，西万路十字古毕塬上，是明清时期长安八大镇之一。
郭杜镇西南有一个大仁村，相传此地原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墓冢所在地，因而得名：冢仁村。尹吉甫因战功显赫，死后葬在周文王、周武王墓旁。所以本村又被称为：尹村。长安方音尹，读为仁，谐音为仁村。清嘉庆《长安县志》记为东、西仁村。《西安通览》认为仁村几个大家，距镐京近，符合历史文献关于周陵距京城近的记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清末冢仁村分南、北二村，民国时因南冢仁村改称小仁村，北冢仁村即改称大仁村。
尹吉甫还与一首古琴曲有关系。
《幼学琼林》中记载了尹吉甫听信后妻不实之词，放逐自己儿子伯奇的故事：欲知孝子伤心，晨霜践履。《初学记》说：“琴操，履霜操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甫听其后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遂逐之。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苹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而自伤无罪见放逐，乃援琴而鼓之。”尹吉甫耳根软听后妻话，将儿子伯奇赶出了家门，伯奇很委屈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而被赶出，就在被赶出的这天早上看到路上的寒霜不禁悲从中来，写成了琴曲《履霜操》。
《履霜操》这样唱到：“朝履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能流顾兮知我冤”。
“文武吉甫，天下为宪”，被周宣王极力称颂的尹吉甫，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在公元前年的那些日子里，与仲山甫、方叔、召虎一邦大臣一起，为周室中兴披肝沥胆、宵衣旰食，英明一世，“万邦为宪”，却也有儿女情长的柔弱和糊涂之时，留下了人性的另一面。
两千多年的历史烟云，唯有尹吉甫的生卒、事迹准确而清晰，这全仰仗了一个青铜制作的盘子：“兮甲盘”。
“兮甲盘”，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兮伯吉父盘，西周晩期青铜重器，这可是中国国宝级的文物。南宋时出土，上有铭文一百三十三字，详细记述了兮甲（即尹吉甫）随从周宣王征伐玁狁，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
相传“兮甲盘”曾被元代宰相鲜于枢收藏。他在《困学斋杂录》中有提到：“周伯吉父盘，铭一百三十字，行台李顺甫鬻于市，家人折其足，用为饼炉，余见之，乃以归予。”除朝廷公务外，鲜于枢在元代书家中也富盛名，闲暇时还与古铜为伍，收藏和金石考据也精专在行。一次，他在僚属李顺父家发现一只铜盘，已被人折断盘足作为饼盘，鲜于枢细心考察，断定是古代器物，遂将这个有长篇铭文、赫赫有名的传世重宝西周《兮甲盘》收入囊中。
可见，兮甲盘曾经流落到一对以卖煎饼为生的夫妻手中，并把累赘碍事的鼎足敲掉做古代煎饼用的平底锅来使，记载为凭，并非戏说。
“兮甲盘”历经数代收藏传递，至清末民初辗转入大收藏家陈介棋之手，随后“兮甲盘”不知下落。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的书道博物馆、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曾先后传出发现“兮甲盘”的消息，但均被证实为赝品。直到年，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在美国一家小型拍卖会上发现了“兮甲盘”，并花重金买下。
年11月7日，流落海外多年的“兮甲盘”“归国”后，在中国（湖北）文化艺术品博览会上，首次在武汉客厅亮相。
平遥城、郭杜镇、《履霜操》、兮甲盘，一城一镇一曲一盘，这是否就是尹吉甫精彩而浓缩的一生呢？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的宪字是汉语通用一级汉字，也是一个常用字，此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在诗经《六月》里作榜样、典范讲，其实宪的本义是敏捷、聪颖的意思，而且本义解释非常有意思。
“宪”字的繁体字写作“憲”，依《说文解字》，古代的“憲”是个形声字，上部是“害”字的省略，作指示读音的声旁；下部从心从目，以心目并用表示敏捷。
也有人认为古代的“憲”是会意字。“憲”早见于金文，金文的“憲”字，上部还是“害”字的省略，像覆盖物，当中是“目”字，上面的覆盖物将东西盖起来，这样光线就不明亮了，加上“目”，意为烛光幽微，表示观察力非常敏捷。后来的小篆和繁体字楷书又在下面加了个“心”字，即心目并用，以增强敏捷的意义。
也有人认为，这“憲”字是由“目”“心”“害”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组合在一起，表示眼睛能直见其害，心能直接感受其害，则可迅速地离害而去。在这里，“害”字不是覆盖物，而是指有危害的事物。这种说法也认为“憲”本意指“敏捷”。
古籍中却难以见到敏捷和聪颖的应用，宪字多作法令、法度讲：
《尚书·说命下》：“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
《管子·立*》：“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
还有典范、榜样的意思，如《尚书·蔡仲之命》：“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本篇诗经《六月》的“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宪字还有历法的意思：
《管子·立*》：“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宪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
从宪字的字义以及流变来看，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称之为宪法，是有更深的喻意的。社会风貌与社会治理都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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