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长安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是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从周文王筑设丰京开始，先后有西周、秦、西汉、东汉（汉献帝六年）十三个朝代在此定都，时间跨度长达年左右。这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少有的。长安定都时间虽长，有一种现象却不容忽视：唐朝之后，长安的优势不再，新立*权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避开了长安。如五代割据*权以洛阳和开封为国都，宋元明清分别以开封、杭州、北京为都城。
长安地区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多万年前，蓝田人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城市历史推进到了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东亚最早的城市，城市边缘有一条长达米的环壕。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联系。
长安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周朝的国都，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前年—前年）。
镐京又被称之为酆镐，酆、镐本是沿着酆河而修建的两座颇具规模的城市。沣水西称酆京，沣水东称镐京，史称“酆镐二京”，分别由周文王与周武王营建。不过，习惯上将这两座城市看成一个城市，因为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作用。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地承担了祭祀的带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镐京则作为行*中心而存在。西周的首都就是丰镐两京。
经近现代多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沣水两岸约1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只发现了多座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居址、车马坑、青铜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业作坊。此外，据《诗经》等文献记载，还当有辟雍、灵台、灵沼等礼仪和游乐性设施。特别是记载都城丰镐规制、并成为后世都城设计圭臬的《周礼·考工记》中，明确记有“前朝后市”这一规划与建筑内容，结合《周礼·司市》篇中所记，当时“市”已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同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从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情况看，丰镐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西周经成王、康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至中期工商业日益兴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从事工商业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这一历史发展状况看，丰镐城中不仅集中居住着一大批王族宗室与公侯贵族，还有人数不断增加的百工、商贾。他们与各类“市”相结合，使丰镐除具有*治、文化功能外，经济功能也愈益突显出来，因而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秦建都咸阳，古代咸阳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两岸，地理位置涵盖今天的西安和咸阳部分区域。
咸阳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年）商鞅变法后秦国的都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国都仍在咸阳。当时的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包括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以咸阳为中心，东迄*河，西达千、渭河之滨；北起九山和林光宫，南至秦岭北麓，东西公里，南北公里的范围内，都建有离宫别馆。渭河以北主要有冀阙、咸阳宫、兰池宫及各具特色的“六国宫殿”；渭河以南有举世闻名的“阿房宫”，供皇帝游玩的甘泉宫和上林苑。渭河穿流于咸阳城的宫殿间。一座宽6丈、长步的木桥把渭北、渭南联在一起。咸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秦末汉初，长安其地时为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是秦始皇的兄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汉初，高祖刘邦下诏，相国萧何主持营造都城长安，开启了汉帝国的宏大基业。
公元前年刘邦击败项羽，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但群臣大多是从东方而来，纷纷反对。刘邦征询张良，张良说：“东周虽然比秦晋两世好，但雒邑城郭仅数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击。反观关中有函谷关、陇蜀的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富庶，北边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东方牵制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运京师，当东方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的没错。”于是刘邦决意定都长安，并拜娄敬为郎中，赐刘姓。
汉高帝五年（前年）置长安县，高帝七年，定都于此。刘邦开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宫北侧、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高祖七年（前年）建造了未央宫，同一年由栎阳城迁都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命名为长安城。汉惠帝元年（前年）至五年（前年）建造城墙。汉武帝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并在城西扩充了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建章宫等。
在西汉的余年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的*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商道，长安城成为连接欧亚的桥梁、“丝绸之路”的起点，繁盛一时。全盛时期如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城中有8.8万户，24.6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西汉末年王莽执*时期，长安城一度毁于战火。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长安改称西京。及至汉末，汉献帝曾迁都回长安。两汉时期，长安一直作为都城存在。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外，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约是同时期罗马城的四倍。长安城有12座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米。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和宗庙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其中未央宫是从汉惠帝开始的许多皇帝的居住和处理朝*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宫殿之一。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划分为个“闾里“。市场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称为“长安九市”。在城西有面积广大的上林苑，苑内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宫等。在城南有一组王莽时期建造的礼制建筑。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这一构建体系统。
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东汉建立后，历代皇帝常常前往长安祭祀宗庙。
东汉末年，天下纷争，汉室势微，初平元年（），西凉*阀董卓挟汉献帝迁都长安，年4月，董卓被王允、吕布刺杀，年6月，董卓部将李傕等人又攻入长安，后又相互连兵攻杀。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
公元年（开皇二年），文帝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学家宇文恺主持规划建设，先造大兴宫城，后造皇城。开皇三年（年）在城西侧开挖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宫城。第二年由大兴城东凿余里至潼关，名为广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直通*河。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同年，建通济渠运河，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年，又兴建永济渠运河。大业九年（年）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大兴城的总体格局至此形成。
公元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为长安，此后进一步修建和完善。唐太宗和唐玄宗年间先后增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等宫殿。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7.27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米，南北宽.7米，周长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门，南面正门明德门和丹凤门为5个门道外，是都城的最高等级。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米，东西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时期修建大明宫，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内”。东城西城分别有东市和西市两座市场，集中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城内有四条沟渠提供生活和环境用水。城东南角有一座人工园林——芙蓉园，园中有曲江池。
长安城（外郭城）开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明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据实测，明德门址东西广55.5米，南北长17.5米，每个门道宽5米。特别是明德们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宽达米至米。其他的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间，而顺城街宽20米到25米。明德门原有台阁式门楼建筑。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米，南北宽米，周长8.6公里。城四周有围墙，南面正中开承天门（隋称广阳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和安福门，北墙中部开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太极宫（隋称大兴宫），称作“大内”，东侧是东宫，为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宫，为后宫人员的住处。今天西安城内西五台和北城外自强西路北侧铁路中学内的土岗则是为数不多的大兴宫城遗址。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南北宽米，周长9.2公里。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辟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5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从城市的平面布局来看，规划者严格讲求左右对称。全城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之间的连线，也即承天门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以此为中心向左右展开。为突出北部中央宫城的地位，以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等一组组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压在中轴线的北端，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之后，随着不断增添新殿，才使这种格局有所变化。
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个。唐的科技文化、*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洪武二年（年），朱元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安城墙，留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一直心怀迁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标最中意的迁都之选正是长安。
洪武二十四年（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提到“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朱元璋顿时心动，但不形言表。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其实已经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太子朱标个人也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长安作为最为国人仰慕的汉唐国都，王者气派天下独步、无可匹敌。
然而世事难料，太子朱标返回南京后于第二年病逝，谥号“懿文太子”。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很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了。
朱元璋在当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凄凉。
此后不久，朱元璋也郁郁而终，皇位传于太子朱标的长子（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后数年，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变”，篡夺了皇位，并不顾南京城内多数臣民反对，强行将国都迁往自己的势力据点－－北平。
长安，也就失去了宝贵的重新成为中国国都的机会。明末，李自成率*攻破陕西，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权，并从西安出师攻灭明朝。然而，吴三桂投靠清朝，以致清兵入关，攻灭大顺*权。明钱谦益《袁伯应南征吟小引》：“今长安关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为蚁贼残破，伯应（袁可立子）之忧愤视子美又何如？”
0年，清廷利用义和团排外，并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北京，西狩长安，留驻长安约一年之久。在此前后，光绪帝与国内维新派人士都强烈主张放弃北京，迁都长安，变法强国，以与西方列强抗战到底。
长安为何屡遭“失宠”呢?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
秦岭的天然屏障作用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孕育了深厚持久的优秀传统文化。西汉初年，张良曾谓：“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班固言故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周、秦、汉、唐定都关中，西安作为古代王朝和*权都城的时间长达0余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秦岭优越的生态环境。伴随着都城的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亦得以在此孕育发展，秦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秦岭生态，就是在保护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
秦岭生态环境的破坏曾对区域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种破坏在秦朝已经出现。杜牧《阿房宫赋》有云：“蜀山兀，阿房出”，为了建设都城，蜀山的树木都被砍光了。汉唐时期，位于秦岭北麓关中地区的都城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都城的兴建、宫殿的修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巨量薪炭需求，导致秦岭森林植被急剧减少。因为森林植被遭破坏，无法有效涵养水源，关中地区的水旱灾害明显增加，河流流量普遍减少，昔日“八水绕长安”的盛况难以再现。关中平原曾经有许多著名湖泊，唐以后也逐渐堙废。明清时期，数百万流民涌入秦岭和大巴山区，垦山种植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兼营木厂、炭厂、铁厂、造纸厂，秦岭山区的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从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沈灶产蛙亦其常矣”，类似记载在清代的地方文献中比比皆是。唐以后，关中不再作为诸王朝都城的首选地，明清以后秦岭地区经济的贫困落后，与秦岭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紧密联系。
早在盛唐时代，秦岭的大树就已经被砍光了。
《新唐书·裴延龄传》记载：唐开元年间，“近山无巨木，远求之岚、胜间”。“近山”，指的是秦岭北坡；“岚”，即唐时岚州，今天山西岢岚一带；“胜”，是唐代的胜州，城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乌兰不浪林场场部附近的十二连城，东隔*河与岚州相邻。大树被砍伐后，顺*河漂流至渭河口，再溯渭河口向上，运到长安城。当年在*河漂放木材，是一大景观，也是沿河两岸老百姓的重要营生。
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劲，运回木材干什么？当然是各种“建建建”，宫殿、官府、豪宅、庙宇，各种楼堂馆所——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需求量如此之大，八百里秦川，秦岭，本来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经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砍伐，大树都给砍光了，只能跑到山西、内蒙古去“砍砍砍”。
当时的木材消耗量有多大？学者崔玲、周若祁曾撰写过一篇论文《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关系研究》，对唐长安大明宫、兴庆宫木材用量首次进行定量估算，进而分析唐长安城大规模建设对周边森林植被、河流水系等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结论是很惊人的：要建成史籍中记载的唐长安大明宫、兴庆宫，需要砍伐25.5平方公里的森林（高大乔木）面积，按整个长安城的面积来估算，建设长安城至少需要消耗平方公里的森林。
两个数字还是保守估计。随着长安人口的逐渐增加，城内建筑不断增多，唐代后期统治者营缮制度的松懈以及奢侈之风的蔓延，官僚贵族大肆营建豪宅，实际上长安城的建设所需林木，远远大于上述数字。
唐朝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创作有寓言诗《行路难三首》，其中第二首就是借“栋梁之材”被肆意砍伐批判朝廷对人才的浪费，但这首诗，无疑为后人还原了当时秦岭森林遭到毁灭性开采的景象——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跞涧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硣豁空岩峦。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长安城，向秦岭索要的，还不仅仅是巨木良材。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不朽之作《卖炭翁》，开头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南山”，即终南山，秦岭山脉主峰之一。
“秦岭”地名之最初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早在有人类存在的数亿年前，剧烈的造山运动，在大地上崛起了秦岭的雄伟身躯。狭义上的秦岭，介于关中平原和南面的汉江谷地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四条河流的分水岭；而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是长江和*河、淮河流域的分水岭。
长期以来，人们把秦岭看作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南北，气候迥异，在冬天，秦岭南边的汉中盆地，依然青山绿水。但仅一山之隔的秦岭以北关中地区，却是寒风凛冽。冬天取暖，是关中人的头等大事。
如何取暖？有钱人烧炭，穷苦人烧柴。唐代诗人元稹有首诗叫《咏廿四气诗·大寒十二月中》：“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说的是有钱人的冬天惬意生活，炭火烧得旺旺的，任外面寒风呼啸，一室温暖如春，人们宅在家中，喝着温好的酒。诗中的“金炉”“兽炭”，是指铜制暖炉和做成兽形的木炭。史载，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事事讲究，连冬天烧的木炭，都会捏成鸟兽的形状。譬如杨贵妃的兄长、宰相杨国忠，家中取暖，铜炉里燃的，都是用蜜和炭屑捏成的双凤鸟。真是穷奢极欲。
在唐朝，帮助人们过冬的木炭是刚需，为确保长安城里的木炭供应，唐玄宗在位时，朝廷还特别增设了“木炭使”的官职，专门负责购买、烧制木炭，供给长安皇室和官员使用。朝廷还给有身份地位的胡人发放木炭，让他们在寒冬季节能够感受到大唐的温暖。
在秦岭砍柴烧炭，到长安赶车卖炭，当年是个热门职业。没钱买炭的寻常百姓，就烧地炉——在自己家的屋子里挖一个深坑，在坑里堆满木柴，点火取暖，全家围坐在地炉边，身心俱暖，也蛮有幸福感的。
当然，没有幸福感的，是秦岭。当时满秦岭转悠的，不是隐士，而是樵夫。
相比于建筑需要对巨木良材的砍伐，这种燃薪做饭、取暖的生活方式，对于秦岭森林的破坏，同样巨大。后者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直至燃煤的普及。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出生于秦岭东段南麓的丹凤县，他的新作，是以秦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山本》。贾平凹在谈及《山本》创作心得的文章《秦岭和秦岭中的我》中写道：
“十四五岁时我开始跟着大人去山上砍柴，我们那不产煤，做饭取暖全靠烧柴火，世世代代把周边山上的树都砍完了，再砍就得到三四十里更远的山上去。砍了柴，用竹篓背着回来的路全在半山腰上，路窄，窄细如绳，一边是陡崖，一边是万丈深沟，路上有固定的歇息处，那是一堆大石头和几个土台子，可以把背篓放在上面，那些歇息处是以大人的体力和耐力设定的，而我年龄小，力气不够，背六十多斤的柴常常是赶不到歇息处，就实在走不动了，但我必须要赶到歇息处，否则你就会倒下来，掉进深沟。我每次都不说话，说话那要费力气，你就是说了也没人听。咬紧牙关，自己给自己鼓劲：我行，我能赶到那里！真的我都成功地到达了歇息处。虽然那时汗水模糊了双眼，只要腿一抖，那就抖得哗哗地停不下来。当年背柴赶路的经历使我在以后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喜欢做的，或我必须做的，再苦再累都能坚持……”
千百年来，在秦岭中伐木砍柴的人很辛苦，但最苦的，还是秦岭。
秦岭的大树、小树都给砍光了，后果很严重。长安，曾经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最明显的警兆是：长安开始缺水了。今人说“天府之国”，指的是四川盆地，但史籍记载最早的天府之国，却是关中地区。要知道，在秦岭的庇护下，先秦时期，关中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森林繁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长安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真是天造地设的福地。但随着秦岭的森林资源遭到年复一年的破坏，失去了涵养水源的能力。在中唐以后的史料中，长安周边河流断流的记录越来越多。直到今天，西安还是中国最缺水的城市之一。
水一旦枯竭，巨大的危机便接踵而来。首先，是耕地的减少，唐朝《通典·州郡四》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一方面，是长安人口的几何倍数增长，另一方面，却是可灌溉面积耕地减少近九成。粮食危机，考验着长安城，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府的影响力日益衰退，长安，逐渐变成一座饥饿的城市。
随着关中地区产粮能力的衰退，要想维持这么一座巨大城市的运转，只能依靠漕运从外地运粮，但随着秦岭生态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漕运也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河和渭水泥沙淤塞越来越严重，极大影响了外地粮食通过漕运运进长安的效率。从史料上来看，在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更要命的是藩镇与唐王朝的博弈。漕运系统要运行畅通，前提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内，中央*府对地方有足够控制能力。“安史之乱”后，藩镇崛起，拥兵自重，日益骄奢，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具体到漕运，藩镇开始与朝廷“争水”。《哈佛中国史》之《唐朝：世界性的帝国》一书写道：“‘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成为重要的*治力量，*河中游灌溉与运输之间的紧张状态加剧。为了供养*队，节度使拒绝缴税粮给朝廷，把更大量的水源转作灌溉之用。有时这种行为令运河水平面降低以致无法行船运输。而且，由于灌溉工程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很多水从工程漏洞流失了，进一步减少了整体的可利用量。在朝廷和藩镇间围绕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斗争成为理解9世纪*治的关键。”
可以说，秦岭因森林被肆意砍伐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将长安无可挽回地推入劫难。更多的打击接踵而来，比如越来越频繁的旱涝灾害，没有了森林涵养，一场大雨，就能带来一场洪水。更多的是旱灾，据史料统计，公元八世纪，唐代中期，关中地区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末年，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因为气候变化，各种天灾频发，加速了大明的覆亡。但与明朝末年不同的是，有唐一朝，是关中气候条件最好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但此时期的旱灾、水涝却极为频繁，尤其是唐朝中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水旱灾害高发期，这种灾害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的不一致，其原因只能说是“不作不死”，这就是对秦岭森林资源长期大肆破坏带来的恶果，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终于到了临界点，脆弱的生态系统再也支撑不下去，崩溃了。《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关系研究》一文沉痛写道：
“唐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建设最华丽，人口最多的都城，在城市建设史中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是长安周边生态环境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时期。”
公元年正月，长安城最后的时刻到了。
*阀朱温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杀死一批唐朝大臣，逼迫唐昭宗迁到洛阳，唐昭宗不得不从。《旧唐书·昭宗纪》载：朱温下令长安百姓按籍迁移，在长安人的悲泣声中，朱温*队“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那些在唐末一场场战火中侥幸得存的皇皇建筑，被拆毁了；那些构建起一个雄伟长安的栋梁之材，沿河漂流，无声地诉说历史的巨大悲哀。
长安，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作为中国首都和*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伟大城市，从此消失于历史舞台中央，以残破不堪的形象退居到边缘地带。直到公元年1月，李自成攻破长安，在此登基，号称“大顺帝”，随即率*北上，打下北京城，又从北京城败走，回到长安，但旋即又放弃了这座城市。
时光流逝，人来人往，生生灭灭，秦岭始终在那里，看着人类的愚昧、贪婪、疯狂和不可避免的悲剧，沉默无语。
近年来，让秦岭得到极大
今人无法穿越到过去，告诉长安城里的人：别再到秦岭砍树了，否则长安城也会跟着遭殃。但今人能够做到的是，敬畏秦岭，敬畏自然，敬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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